（一）出口走勢與原因剖析

2025年1-5月，我國出口總額1.4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逐月來看，1-2月增長2.3%，3月達到高點12.4%，4、5月漸次回落至8.1%、4.8%。從全球占比來看，1-3月我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為14.1%，略高于2023年與2024年同期。

出口表現超預期有三大原因，根源在于超預期的關稅政策：一方面，4月對等關稅出臺之前的關稅水平為20%，尚有對美“搶出口”的動力，1-3月，我國對美出口增長5%，雖較去年四季度增速（10.5%）有所放緩，但仍維持在高位，4月對等關稅公布之后轉向負增長。另一方面，東盟、拉美等轉口地區是關稅洼地，1-3月未被加征關稅，4月對等關稅出臺后迅速下調至10%，有“搶轉口”的空間，1-5月，我國對兩地出口分別增長12.2%、9.5%。

原因之二是深化與非美經濟體合作。1-5月，我國對非洲、歐盟、日本三地出口分別增長了18.6%、6.8%、4.5%。對等關稅的出臺意味著特朗普在貿易層面不再單獨針對中國，而是推出無差別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甚至不惜犧牲傳統西方盟友的利益，為各國聯合抗美提供了契機。我國借此機會推動貿易伙伴多元化，得以部分分散關稅風險。

原因之三是采取以價換量策略。關稅支出由美國進口商承擔，美企為緩解壓力要求與中方共擔關稅成本，降價是唯一解。例如，芬太尼關稅落地后，沃爾瑪向部分中國供應商提出降價要求，其中要求包括廚具和服裝制造商在內的供應商通過降價完全承擔關稅成本。1-5月，我國重點商品出口價格月均增速為-4.7%，紡織服裝、箱包鞋靴、機電產品等降幅較高。

（二）關稅時間線

我國出口增速的節奏演變與關稅政策變動高度一致，從時間線上看，自特朗普上任以來，對華關稅經歷了“預熱—升級—降溫”的跌宕過程。

預熱階段（2-3月）：特朗普先后于2月1日、3月3日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以芬太尼為由對華累計加征20%關稅，同時預告4月份即將推出全球對等關稅，企業基于高關稅預期加速對美“搶出口”、對東盟與拉美“搶轉口”。該階段我方反制措施較為克制，僅對價值約22%的自美進口商品征收10%～15%關稅，對部分稀土實施出口管制。

升級階段（4月初）：4月2日，特朗普推出全球對等關稅，以對美貿易順差為依據（對美貿易順差/對美出口*0.5）設定各國的關稅稅率，即便是對美逆差國亦被征收10%基準關稅，對華關稅則被設定在34%水平，我國出臺對等反制關稅，而后貿易摩擦急劇升溫，4月9日暴漲至125%，疊加前期20%芬太尼關稅，累計關稅達145%。

降溫階段（4月中旬至今）：事后來看，高額關稅只是特朗普極限施壓的手段，目的是迫使貿易伙伴簽署“不對等”貿易協議。4月9日起（原定的關稅生效時間），隨著貿易伙伴陸續特朗普的強硬態度開始轉變，對等關稅被推遲90天（除中國外）。4月11日，對消費電子、半導體等20類商品豁免關稅。5月14日，中美于日內瓦簽署聯合聲明，部分對等關稅被推遲90天，累計關稅稅率降至30%（全球基準關稅10%+芬太尼20%）。盡管形勢有所緩和，關稅絕對水平依舊高企疊加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取消，4、5月我國對美出口連續兩月下滑21%、34.5%；轉口地區仍是關稅洼地，轉口貿易持續高增長。

在特朗普關稅政策框架之下，除了特定國家關稅和全球對等關稅之外，還有獨立于兩者的全球行業關稅，目的在于替代美國國內的補貼型產業政策，引導特定行業的制造業回流，保護美國國內供應鏈安全。該關稅亦適用于我國，由于除鋼鋁（50%）、汽車（25%）之外的行業關稅均未落地，且被豁免對等關稅，故僅適用于20%的芬太尼關稅。據測算，豁免商品占2024年美國自華進口的比重超過20%。

（三）國別端表現

從國別表現看，我國出口重心加速向非美地區轉移，東盟、歐盟、中東是主要目的地。從我國前二十大出口國/地區的排名來看，今年1-5月，我國前四大出口國/地區的位次與2024年末保持一致，美國仍居首位，其后依次為中國香港、越南、日本。俄羅斯、墨西哥、英國、中國臺灣、巴西位次下滑，印度、德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阿聯酋位次上升。

從增速和占比看，今年1-5月，我國對美國、韓國、俄羅斯、新加坡、巴西出口同比下滑，墨西哥持平。其中，對美國出口下降9.4%，占比跌至歷史低位11.9%。對其余國家出口同比正增長，對泰國（20.9%）、越南（18.8%）、印尼（16.6%）增速最快，對越南出口占比升至歷史高位5.2%。

本文區分了轉口貿易和貿易轉移兩個概念，轉口貿易的最終目的地是美國，意在規避關稅；貿易轉移的出口目的地即為需求終端，意在拓展非美市場。如何判斷對哪些國家是轉口貿易，哪些是貿易轉移？簡單來看，若我國對A國出口高增長的同時，美國自A國進口高增長，則認為該國充當轉口國角色；若我國對A國出口高增長的同時，美國自A國進口增速較慢，則認為該國是消費終端。

我國對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地區出口確系貿易轉移，這些國家對美出口未有明顯增長。轉口貿易以東盟為主，包括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中國臺灣、阿聯酋、印度亦發揮了一定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從我國對墨出口還是美國自墨進口來看，墨西哥并未在此輪關稅戰中發揮轉口功能。為配合美國對華關稅政策，去年墨西哥對華提升關稅、今年年初制定的遏制自中國進口計劃，影響已然顯現，后續重談《美墨加協議》必然進一步提高原產地要求，墨西哥的中轉國地位或日益受損。

（四）商品端表現

重點商品出口方面，1-5月，傳統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由漲轉跌，包括箱包、服裝、鞋靴、家具、燈具、玩具等，紡織原料仍有韌性；通用機械設備出口保持強勁，集成電路、汽車、平板顯示模組、音視頻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家電、醫療器械正增長，手機出口下滑。

1. 對美出口解構

綜合考慮全球對等關稅、特定國家關稅和全球行業關稅，美國現行對華商品關稅可分為四種類型。前三類均為特朗普行業關稅所涉商品，加征稅率分為20%、45%、70%三檔。整體來看，稅率越高出口增速下滑速度越快。其中，銅、藥品、半導體制造設備、平板顯示模組幾類尚未被加征關稅商品仍在“搶出口”；通信設備、電腦等電子消費品出口跌幅較大，3月底蘋果公司緊急從我國向美國空運了大量iphone產品，推測這類高價值、高便攜度的電子消費品“搶出口”已造成庫存積壓；汽車、鋼鋁關稅稅率最高，出口金額明顯下滑。

其余商品均適用于第四類關稅，加征稅率為30%。各類商品對關稅的抵抗力迥異，整體而言，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服裝、鞋帽箱包、塑料橡膠等抵抗力最差，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如航空器、光學醫療、機電設備、化工品、玩具等抵抗力較強。

2. 對東盟轉口解構

東盟是我國第一大出口區域，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是區域內前四大出口國，亦是轉口貿易主要承接國，各國轉口商品不盡相同。基于1～5月對四國出口商品的增長速度推斷，對印尼轉口商品以運輸設備、礦產品、塑料橡膠、機電設備為主；對泰國轉口商品主要涵蓋機電設備、光學醫療、運輸設備等；對馬來西亞轉口商品包括礦產品、運輸設備、機電設備等。

對越轉口商品范圍最為廣泛：一是原材料，盡管我國對越南的紡織制成品出口有所下滑，棉花、紗、布料等原料保持快速增長，礦產品、塑料橡膠、木材、紙等原材料出口亦增長較快；二是計算機、手機等電子消費品；三是汽車、船舶、航空器等運輸設備及其零部件；四是家具燈具、藥品、光學醫療等其他商品。為配合美國對華關稅政策，越南開始加強進出口清關合規管理，打擊灰色清關、虛假報關和規避關稅行為，非法轉口途徑受阻，更多企業轉向合規的轉口加工貿易，產能轉移速度加快。

下半年出口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方面，關稅起決定性作用。特朗普的對華關稅、全球對等關稅與全球行業關稅將以不同方式影響出口表現；另一方面，關稅沖擊之下，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國際組織紛紛下調經濟增長預期，基本面對下半年出口的支撐不足。

（一）美國對華關稅走勢情景分析

對華關稅影響我國對美直接出口。當前，美國對華關稅分為三個層次：10%基準關稅+20%芬太尼關稅+暫被推遲的24%額外對等關稅。在關稅談判過程中，三類關稅能否取消的概率不盡相同。

1. 基準關稅

確定的10%基準關稅。特朗普對各國保留10%基準關稅的目的十分明確，即緩解國內巨大的財政壓力，這部分關稅大概率不會取消。

目前，美國財政面臨兩重壓力：一是存量債務付息壓力，美債存量規模高達36萬億美元，2024年美國政府凈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達3.1%，盡管特朗普多次施壓鮑威爾，美聯儲仍基于通脹目標拒絕降息，債務利息成本維持高位。

二是增量債務供給壓力，特朗普的“大美麗法案”已于參眾兩院通過，債務上限一次性提高5萬億美元，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增加2.3萬億至3.8萬億美元赤字。財政支出剛性，疊加政府效率部的減支效果不佳，全球基準關稅成為財政增收的重要方式：截至6月24日，美國今年從關稅中產生了956億美元，同比增長134.9%，占同期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由1.5%提高至3.2%，且收入增長始于4月份對等關稅推出之際。

2. 芬太尼關稅

20%芬太尼關稅本質上并非基于事實或貿易邏輯，而是一種政治化、工具化行為，取消的可能性不大。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美于阿根廷G20峰會上就加強禁毒合作達成共識，2019年我國正式對芬太尼類物質事實整類列管，2023年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重啟禁毒合作機制后，我國持續加強管制芬太尼前體化學品。盡管積極履行聯合國禁毒公約締約國義務，美方仍反復指責我國管控不利，將中國“標簽化”為芬太尼源頭，既是美國政客將國內毒品危機外部化的一種典型策略，亦是為了維持關稅談判靈活性而保留的談判籌碼。

3. 對等關稅

年內恢復24%對等關稅的可能性較小。5月份，美國對華關稅降溫的速度之快超出市場預期，表明特朗普實施高關稅意在極限施壓以掌握談判主導權，而非尋求與我國脫鉤。短期內，美國面臨內外雙重掣肘，恢復對等關稅的概率不大：

美國國內經濟有滯脹風險。前期“搶進口”對物價起到了一定緩沖作用，關稅對價格的影響尚未顯現，不過隨著庫存消耗，關稅成本最終將傳導至消費者，密歇根大學民調數據顯示未來一年的通脹預期達到5%。美國經濟現走弱信號，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下修至-0.5%，三年來首次萎縮，近期制造業PMI、零售銷售、消費者信心均邊際下行。若恢復高額關稅不僅會加劇物價壓力，削弱消費需求，打擊企業投資信心，還會擾亂美企對華供應鏈穩定性，對通脹治理與經濟活動造成雙重沖擊。

中美博弈進入相持階段，美國對華加壓空間受限：一是稀土管制，在美國出臺對等關稅后，我國宣布對釤、釓、鋱、鏑、镥、鈧、釔7類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美國軍工、科技產業生產面臨原材料短缺危機；二是農產品關稅，我國是美國農產品第三大出口國，占比15%左右，大豆出口占比更是高達52%，通過提高對美農產品關稅，具備撬動美國農業州選民利益的能力；三是美國國債增持，我國是美國國債的第三大海外持有者，余額約7600億美元，占比8.5%，特朗普“大美麗法案”的順利實施離不開主權機構增持美國國債，我國作為潛在大買家能對美國形成政策牽引。

4. 情景預測

綜合來看，美國政府在當前內憂外困的局面下，盡管在政治姿態上維持對華強硬言辭，但在行動上更可能采取“有限加壓+反復拉鋸”的策略。政策工具向定向打擊、技術管制傾斜，而非采取全面貿易懲罰措施高強度加稅，以保證在談判中留有回旋余地。

從時間節奏來看，在日內瓦共識約定的8月關稅減讓安排截止日期前達成全面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盡管目前雙方已就稀土管制和高科技封鎖同時做出讓步，但在更廣泛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議題上分歧較大，如產業補貼、技術標準、數據安全、產業鏈安全等領域，達成系統性協議的難度不小。2018-2019年關稅戰期間，中美自休戰至達成協議耗時近一年。預計特朗普將繼續推遲談判期限，年內達成全面協議的概率較小。

中性情形下：我們傾向于認為年內美國對華關稅維持在30%的水平。樂觀情形下：不排除撤銷20%芬太尼關稅、僅保留10%基準關稅的可能性。悲觀情形下：特朗普反復無常且擅長極限施壓，不排除恢復24%對等關稅的可能性，關稅稅率提高至54%。

（二）全球關稅走勢情景分析

1. 談判進展與情景分析

全球對等關稅豁免大限將至，貿易談判不及預期。特朗普再次展現出其反復無常的一面，從愿意延長談判期限改口稱“沒有考慮延長各國與美國談判貿易協議的7月9日”。此舉旨在敦促各國做出讓步，盡快達成原則性協議，而非“全面、一步到位”的協議。根據其自傳《交易的藝術》中提到的交易四階段:提出驚人的目標—大肆宣傳造勢—決策反復搖擺—獲得直觀的結果。顯然，目前處于第三階段，且此舉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7月2日，特朗普宣布與越南達成貿易協議，但對越關稅提高至20%～40%。

各國與美談判進展不同，整體可分為三大派別：一是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強硬派，不愿在涉及國內經濟安全的議題上妥協，談判阻力較大；二是已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韓國、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由于雙邊已互免關稅，談判重點在于非關稅議題，如墨加的移民與毒品管控，韓國的匯率管制與國防支出，與這類國家達成協議的難度相對較低；三是對美經濟依賴度高且缺乏抵抗力的小國，如東盟被特朗普輕松“拿捏”，被迫做出犧牲本國利益的讓步，談判難度相對最低。

美歐日談判僵持不下，行業關稅反成焦點，短期內難以達成全面協議。特朗普在貿易談判中有六大核心訴求——降低對美關稅、擴大自美商品采購（農產品、能源、飛機、汽車等）、放寬美國科技監管、增加自主國防支出、購買美國國債、限制第三國轉口。談判對手方的訴求除了取消10%以上的額外關稅之外，亦希望美國取消在鋼鋁、汽車等特定領域的行業關稅。美、歐、日的談判難點在于：一是農產品采購，日歐均不愿完全放開本國農產品市場，大米是日本始終堅守的“禁區”，食品和環保標準是歐盟法規的“紅線”；二是鋼鋁與汽車等關鍵行業關稅，汽車是日歐核心支柱產業，鋼鋁作為戰略資源亦涉及國家經濟安全，關稅讓步空間極小。

整體來看，下半年全球對等關稅的變數較大，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情景，我們則傾向于認為情景一出現的概率較大：

情景一：多數達成初步協議框架，少數延長期限，少數恢復對等關稅。與印度、東盟等部分國家達成初步協議，但歐盟、日本等重要伙伴未談妥，特朗普將選擇有談判誠意的伙伴延長關稅豁免期限，對個別態度強硬國家恢復對等關稅。

情景二：大部分達成初步協議，貿易秩序重構。若美國與多數貿易伙伴達成協議，各國做出不同程度讓步，美國降低關稅為回報，仍保留10%基準關稅。如此全球貿易格局將出現明顯陣營化，對協議國保持低關稅，對少數未談攏者維持高關稅乃至進一步追加。

情景三：談判破裂，關稅戰升級。特朗普揚言不愿推遲最后期限，不排除其恢復對主要貿易伙伴關稅的可能性，各國可能被迫采取報復性關稅，聯合制裁美國。

2. 轉口貿易與貿易轉移形勢預測

全球對等關稅是決定我國下半年出口走向的關鍵所在：東盟兼具關稅洼地與產業鏈轉移目的地兩大屬性，是上半年“搶轉口”的重點地區，美國與東盟的關稅談判結果決定了轉口貿易能否順利開展；貿易轉移的主要目標是歐盟和日本，作為全球主要消費市場，對美國有一定替代性，與歐盟和日本的關稅談判結果決定了貿易轉移能否順利推進。

越南力求保持中立，中越之間仍有合作潛力。在中美新一輪關稅戰中，美國愈發重視打擊“第三國轉口”行為，越南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特朗普近期宣布與越南達成協議，對直接出口征收20%關稅，對涉嫌轉口的商品征收高達40%的懲罰性關稅。在中美戰略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越南在外交和經濟政策上力求平衡與中立。一方面，中國是越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和重要的產業鏈上游國，越南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國、與中國對抗；另一方面，越南也必須考慮與美國的貿易關系，因而有意在打擊非法轉口貿易方面作出一定配合。可以預見，在這一壓力下，美國或將提高對原產地的認定標準，例如提升原產地構成比例、加強供應鏈溯源，從而對越南企業出口合規性提出更高要求。但整體來看，越南依然會努力維持與中國的正常經貿往來，合法的轉口和加工貿易仍有空間，防范成為中美沖突的犧牲品，同時借機強化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歐盟在中美之間搖擺不定，中歐關系改善程度或有限。當前，歐盟內部對于如何處理中歐關系存在分歧，鷹派主張對華防風險、去依賴，溫和派傾向重啟合作，導致對華政策冷熱交替：一邊取消對華電動汽車關稅、西班牙與華簽署農業協議、同步取消交往限制；另一邊，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G7會議上公開批評我國造成國際貿易秩序混亂，禁止中企參與單筆超500萬歐元的政府采購醫療器械項目。不過，特朗普對歐盟屢次發難，意味著聯合對抗中國也無法阻擋特朗普對歐盟征收更高的關稅。中歐峰會即將召開，我國可借機進一步改善中歐關系，但在歐盟左顧右盼的行事風格之下，恐難有大的突破。

日本已實質推進對華合作，在特定領域合作空間廣闊。作為美國盟友和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日本在經貿政策上積極響應美方對“經濟安全保障”的要求，如在半導體等領域配合加強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然而，日方也清楚對華合作對本國經濟的重要性，今年以來在多個領域顯著加強了合作：啟動了自2019年以來首次高層經濟對話——“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達成涵蓋綠色發展、服務貿易、汽車業對話等20項共識；在貿易領域，我國重啟對日本部分地區水產品的進口，并允許其開放至中國市場，這標志著兩國在因福島核廢水爭議而造成的貿易摩擦上的明顯緩和；外交層面，中、日與韓三國外長會晤并在東京舉行會談，為今年晚些時候的三國峰會奠定了基礎。

整體來看，下半年轉口貿易預計將逐步回歸常態：美國近期上調對越南商品的關稅，釋放出加強對東盟整體貿易監管的信號，未來對該地區的平均關稅水平大概率將超過10%，疊加更高水平的轉口關稅，“搶轉口”熱潮或明顯降溫。

不過，考慮到美國在識別復雜轉口路徑方面仍存在明顯技術和制度障礙，未來對轉口貿易的執法可能更多停留在象征性壓力層面，全面打擊的能力有限。向東盟地區轉移部分供應鏈仍具現實空間，美國目前對東盟的整體稅率（約20%）仍顯著低于對中國的加權關稅水平（特朗普第一任期平均19.3%，疊加新增30%，總計約49.3%）。

貿易轉移趨勢仍有望保持熱度。即便美國與日本、歐盟達成初步貿易框架，在國家安全、關鍵行業保護等領域仍將存在重大分歧，難以達成全面共識。特朗普政府一貫反復無常，在貿易保護層面對盟友與對手一視同仁，預計日歐等主要經濟體仍將在中美之間維持戰略回旋空間。

（三）全球行業關稅走勢情景分析

行業關稅具有推動制造業回流的戰略屬性，決定了其將是特朗普關稅政策框架中最具確定性和長期性的部分：一是聚焦戰略性行業，包括金屬及其衍生品（鋼、鋁、銅）、汽車、半導體、藥品、銅、醫療、木材、電影等，特朗普曾表示其關稅政策“旨在促進能源、科技、軍事裝備等戰略行業的國內制造，而不是運動鞋和T恤，我們在其他地方也能做的很好”，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并不在特朗普考慮范圍之內。

二是司法依據更為可靠，對華關稅、全球對等關稅的法律依據均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該法案給予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以應對特殊的境外威脅的權利，可立即對相關產品實施進口管制，但近期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已認定該行為違憲，能否存續存在一定不確定性。行業關稅的法律依據為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由美國商務部調查認定特定產品進口威脅國家安全，總統可據此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曾依據該法案對全球鋼鋁加征關稅。

從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態來看，232調查將耗時半年以上，多數行業關稅或將在年底落地，在此之前，除了鋼鋁和汽車之外的行業將繼續享受關稅豁免。行業關稅適用于全球，不僅會直接影響我國對美出口，在其他經濟體對美出口受限的情況下，各國自主消耗本地產能會也間接擠出對我國的進口需求。

（四）全球經濟承壓，基本面支撐不足

關稅擾動全球經濟，下半年出口缺乏基本面支撐。特朗普公布全球對等關稅之后，IMF將2025年全球GDP增速預測值由3.3%下調至2.8%，美國、歐元區、日本以及新興市場增長預期同步調降。WTO預計全球出口增速將下滑0.2%，大幅低于去年10月份預測值2.7%。全球經濟與貿易疲弱，疊加上半年全球對美國出口搶跑，基本面對出口的支撐力不足。具體來看：

美國經濟預計將在財政刺激與貿易摩擦交織中溫和增長：一方面，“美麗大法案”延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減稅政策，為企業與家庭提供實質性減負。法案包括減稅措施永久化、提高州與地方稅扣除上限、免征小費與加班費等，結合上調債務上限和削減部分社會支出，釋放了短期財政空間，預計將對消費、就業和制造業投資形成邊際提振。

另一方面，關稅的副作用也將逐步顯現，美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一是輸入性通脹壓力，隨著前期“搶進口”庫存的逐漸消耗，進口價格上漲必然推高企業生產與終端消費品價格，抵消減稅效應，加劇通脹壓力，抑制消費需求，并對降息形成掣肘；二是全球供應鏈重組進一步加劇中小企業采購不確定性，部分依賴進口組件的制造企業可能縮減生產計劃。

歐元區經濟將在政策擴張與美歐博弈中弱復蘇。貨幣政策方面，根據歐洲委員會發布的《2025春季經濟預測》，歐元區2025年通脹率預計從2024年的2.4%下降至2.1%，歐央行具備繼續溫和寬松的空間。財政政策方面，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優先”卷土重來，歐洲邁向覺醒時代，德國通過萬億財政案，歐盟提出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特別融資計劃，首次啟動《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豁免程序，允許成員國在不觸發過度赤字程序的情況下大幅增加防務開支。

但經濟復蘇依然阻力重重：一是外部需求減弱，美國新一輪關稅威脅已對包括汽車、鋼鐵等重要行業造成壓力，并有可能向半導體和高端設備擴散；二是消費與企業信心疲軟，盡管通脹走低緩解了支出壓力，但市場預期和不確定性仍然高企，居民預防性儲蓄維持高位，企業部門投資需求疲軟。

日本經濟修復動力不足。內需方面，工資上漲與高通脹交織，消費支出上行空間有限：一方面，“春斗”工資普漲兌現，構成需求端主要支撐，另一方面，通脹持續推升消費成本，5月CPI增長3.5%，達近年來高點，部分抵消了工資上漲的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日本正面臨外部不確定性挑戰，美日談判阻力重重，日本對美降低汽車關稅的訴求恐難實現，半導體及其衍生品關稅亦難獲優待，支柱產業籠罩在關稅陰影之中，對出口、就業均會造成不小沖擊。

（五）結論

綜合來看，在中性情形下，美國對華維持30%稅率，全球對等關稅部分恢復、整體小幅上調，行業關稅年底生效，預計我國全年出口增速在2%左右。

從結構上看，轉口貿易回落幅度較大，貿易轉移仍有韌性。從節奏上看，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對美“搶出口”力度較大，基數拉升，三、四季度出口將逐季回落。從商品端看，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商品或繼續回落，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商品及關稅豁免商品有望保持增長。

悲觀情形下，美國對華恢復對等關稅，對全球主要國家恢復對等關稅，全年出口預計零增長。樂觀情形下，美國對華取消芬太尼關稅，全球對等關稅整體維持在10%～20%，預計全年出口增長3.5%。